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10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”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，有其名而辞其意，虽家置一喙以自解，市列千金以购人，人必不信，谤亦不止。夫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求利之名也。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，求利之器也。驱鹰犬而赴林薮，语人曰，我非猎也。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。操网罟而入江湖，语人曰，我非渔也，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。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，复人心而安国本，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。
做事应该表里一致，既然设立了求利的机构，就不要否认其意图，否则只会引发更多猜疑。
“现在陛下掌握着工具却忌讳去做这种事，有了名目却又推翻它的本意，即使每家设一张嘴为自己辩解，在市场陈列千金来收买人心，别人也一定不会相信，谤言也不会停止。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是求利的名目；那六七个少年和四十多个使者，是求利的工具。驱赶鹰犬到山林里，却对人说‘我不是打猎’，不如放掉鹰犬，野兽自然驯服。拿着网罟进入江湖，却对人说‘我不是捕鱼’，不如抛弃网罟，人们自然相信。所以我认为，消除谗言邪恶以召来和气，恢复人心以安定国家根本，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。”
先批评当前矛盾行为（操器讳事，有名辞意），再指出即使辩解也无用，然后具体指出条例司和人员就是“名”和“器”，最后用比喻（鹰犬、网罟）说明表里不一不如放弃，得出结论：应罢此司。
做事情要表里一致，与其遮遮掩掩引发猜疑，不如直接公开透明，消除疑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