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22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若非灼然难行，必须且为兴役。何则？格沮之罪重，而误兴之过轻。人多爱身，势必如此。且古陂废堰，多为侧近冒耕，岁月既深，已同永业，苟欲兴复，必尽追收，人心或摇，甚非善政。又有好讼之党，多怨之人，妄言某处可作陂渠，规坏所怨田产，或指人旧业，以为官陂，冒佃之讼，必倍今日。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，何苦而行此哉。
苏轼进一步说明，由于阻挠的罪过重而错兴的过错轻，官吏倾向于勉强开工；古陂废堰多已被私人冒耕，若恢复会引发产权纷争；还有人借水利之名破坏仇家田产，导致诉讼倍增；质问朝廷为何要主动制造事端。
如果不是明显难以实行，必然只好暂且兴工。为什么？因为阻挠的罪过重，而错误兴工的过错轻。人都爱惜自身，势必如此。况且古时的陂塘废弃的堤堰，大多被附近的人冒名耕种，时间久了，已当作永业田。如果想要修复，必须全部追回，人心可能动摇，这决不是良好的政事。又有好打官司的人、多怨恨的人，胡说某处可以修筑陂渠，企图破坏有仇人家的田产，或者指着别人的旧产业，说是官家的陂塘，冒名佃种的诉讼，一定会比现在多一倍。我不知道朝廷本来并没有事情，何苦要这样做呢。
先分析官吏的心理动机（畏重罚而轻过），再具体列出三种隐患：古陂产权问题、借水利报复问题、诉讼增加问题。最后以反问句收束，强化批判。结构为：心理推理→列举弊端→总结反问。
在推行一项政策前，要全面考虑可能引发的利益纠纷和人心反应，避免好心办坏事，甚至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