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11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，不过以兴利除害也。使罢之而利不兴，害不除，则勿罢。罢之而天下悦，人心安，兴利除害，无所不可，则何苦而不罢？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，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。事若不由中书，则是乱世之法，圣君贤相，夫岂其然？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，熟议不免使宰相，则此司之设，无乃冗长而无名。智者所图，贵于无迹。
既然设立此司的目的不过是兴利除害，而罢掉它既不影响立法程序又能安定人心，那就应当罢掉。
陛下之所以创制这个司，不过是为了兴利除害。假如罢掉它而利不能兴，害不能除，那就不要罢。罢掉它而天下高兴，人心安定，兴利除害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，那又何必不罢呢？陛下想要去除积弊而制定法令，必须让宰相仔细商议后再施行。事情如果不经过中书省，那就是乱世的法令，圣明的君主和贤明的宰相，难道会这样吗？如果法令一定不免要经过中书省，仔细商议不免要由宰相，那么这个司的设置，岂不是多余而没有名分？有智者所图谋的事情，贵在看不到痕迹。
先假设罢与不罢的利弊（条件论证），然后强调立法必须经过中书和宰相，指出此司的多余，最后以“智者所图，贵于无迹”点明主旨：不张扬、不冗余。
好的制度设计应该精简高效，避免叠床架屋；做事要抓住根本，不显山露水却解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