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38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适足明圣人之无我。陛下以为可而行之，知其不可而罢之，至圣至明，无以加此。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故劝陛下坚执不顾，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之人，行险侥幸之说。陛下若信而用之，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，持空名而邀实祸，未及乐成，而怨已起矣。臣之所愿结人心者，此之谓也。
圣人没有私心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政策，不能固执己见，否则会招致怨恨。
这正好证明了圣人没有私心。陛下认为可行就推行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，这是最圣明的事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议论的人必定会说民众可以共享成功，难以共同谋划开端，所以劝陛下坚持己见不顾反对，期于必须实行。这是战国时代贪功之人冒险侥幸的说法。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，那就是顺从高论而违背真情，持有空名而招致实祸，还没享受到成功，怨言就已经起来了。我所说的要团结人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先指出皇帝从善如流体现圣明；然后提出反对意见（固执己见）是战国贪功之说；接着假设采纳该说法的后果；最后点明‘结人心’的主旨。
政策推行前应充分考虑民意，不能仅凭高调理想蛮干，否则容易引发矛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