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53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古者建国，使内外相制，轻重相权。如周如唐，则外重而内轻。如秦如魏，则外轻而内重。内重之弊，必有奸臣指鹿之患。外重之弊，必有大国问鼎之忧。圣人方盛而虑衰，常先立法以救弊。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，重兵聚于京师，以古揆今，则似内重。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。
苏轼论述古代建国原则是内外相制、轻重平衡，指出宋朝目前似乎有内重之弊，并称赞祖宗深谋远虑。
古代建立国家，让中央和地方相互牵制，轻重平衡。像周朝和唐朝，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；像秦朝和曹魏，中央权重而地方权轻。中央过重的弊病，一定会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；地方过重的弊病，一定会有诸侯问鼎的忧虑。圣人在国家强盛时就考虑到衰败，常先立法以补救弊端。我们国家赋税由三司掌管，重兵聚集在京师，用古代的标准衡量现在，似乎中央过重。恭思祖宗之所以深谋远虑，固然不是我这样的小臣能够猜测和全面了解的。
先提出古代建国原则（内外相制、轻重相权），然后举例周唐（外重内轻）与秦魏（外轻内重），分析各自的弊病，再转到当前宋朝情况（似内重），最后表达对祖宗深谋远虑的敬意。
权力的配置需要平衡，无论中央还是地方，过度集中都会引发危机。管理者应在太平时期就预立法度防范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