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44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德宗初即位，擢崔祐甫为相。祐甫以道德宽大，推广上意，故建中之政，其声翕然，天下想望，庶几贞观。及卢杞为相，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，驯致浇薄，以及播迁。我仁祖之驭天下也，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叙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。然考其成功，则曰未至，以言乎用兵，则十出而九败，以言乎府库，则仅足而无余。
唐德宗用崔祐甫宽政得天下向往，后用卢杞刑名导致流亡；宋仁宗虽宽政有成效不足，但得民心。
唐德宗刚即位，提拔崔祐甫为相。祐甫用道德宽大，推广皇帝心意，所以建中时期的政治声誉很高，天下仰慕，希望接近贞观之治。等到卢杞为相，暗示皇帝用刑名之学来整顿天下，逐渐导致风俗浇薄，以至于皇帝流亡。我朝仁宗治理天下，执法极宽，用人按次序，专门掩盖过失，从未轻易改变旧制。但考察其成就，则说未达到理想——用兵则十次出兵九次失败，财政则仅够用而没有余裕。
先对比德宗朝崔祐甫与卢杞两种施政风格及结果，再以仁宗宽政的得失进行类比与反思，为下段铺垫。
政策的宽严需平衡，短期业绩不佳不意味着方向错误，长远的人心凝聚更为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