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54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，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。历观秦、汉以及五代，谏诤而死，盖数百人。而自建隆以来，未尝罪一言者，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。许以风闻，而无官长。风采所系，不问尊卑。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；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。故仁宗之世，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。圣人深意，流俗岂知？
苏轼强调宋朝祖宗设立台谏制度是过度防范内重之弊的深谋远虑，通过对比历史显示宋朝对言论的宽容。
然而看他们委任台谏这一项措施，就是圣人过度防范的至计。历观秦、汉直到五代，因谏诤而死的大概有数百人。而从建隆（宋太祖年号）以来，不曾治罪一个进言的人，纵然有轻微的责罚，随即就破格升迁。允许根据传闻进谏，而没有官职大小的限制。风骨气节所系，不问地位尊卑。言论涉及皇帝，天子就改变脸色；事情关系到朝廷，宰相就等待治罪。所以在仁宗时期，议论的人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意旨罢了。圣人的深意，世俗之人怎么会知道？
先点出台谏制度是圣人过防之策，然后对比历史上（秦汉五代）谏诤而死的人与宋朝从未罪言者、许以风闻的做法，再用仁宗时期宰相奉行台谏风旨的例子说明宽容程度，最后感叹流俗不知深意。
宽容的批评环境能有效制约权力，但往往需要超越世俗的眼光才能坚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