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16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故景陵王子良上疏，极言其事，以为此等朝辞禁门，情态即异，暮宿村县，威福便行，驱追邮传，折辱守宰，公私劳扰，民不聊生。唐开元中，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，并摄御史，分行天下，招携户口，检责漏田。时张说、杨玚、皇甫璟、杨相如皆以为不便，而相继罢黜。
继续引用萧齐子良和唐宇文融的例子，说明特使制度的危害和反对者的下场。
所以景陵王萧子良上疏，极力陈述此事，认为这些人早晨辞别宫门，神态立即改变，晚上住宿村县，作威作福，驱赶追逼邮传，折辱地方官，公私劳顿骚扰，民不聊生。唐朝开元年间，宇文融上奏设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，并代理御史，分巡天下，招纳户口，检查漏报田亩。当时张说、杨玚、皇甫璟、杨相如都认为不妥，而相继被罢黜。
先引萧子良的具体批评（描述使者恶行），再举唐代宇文融举措及反对者遭黜，两个历史例证并列，强化特使制度的危害。
特使往往欺压地方、劳民伤财，而反对者常遭打击，说明这类举措背后存在的利益和权力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