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40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是以古之贤君，不以弱而忘道德，不以贫而伤风俗，而智者观人之国，亦以此而察之。齐至强也，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。卫至弱也，季子知其后亡。吴破楚入郢，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。晋武既平吴，何曾知其将乱。隋文既平陈，房乔知其不久。元帝斩郅支，朝呼韩，功多于武、宣矣，偷安而王氏之衅生。
古代贤君不因贫弱而放弃道德风俗，智者通过道德风俗预测国家兴衰。
因此古代的贤明君主，不因为弱小就忘记道德，不因为贫穷就伤害风俗。而智者观察别人的国家，也根据这些来考察。齐国最强大，周公知道其后代必有篡位弑君之臣。卫国最弱小，季子知道它以后会灭亡。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，而陈国大夫逢滑知道楚国必定复兴。晋武帝平定吴国后，何曾知道晋朝将会大乱。隋文帝平定陈国后，房乔知道隋朝不会长久。汉元帝斩杀郅支单于，使呼韩邪单于朝见，功劳超过汉宣帝、汉武帝，但苟且偷安而王氏（王莽）的祸端兴起。
先提出古之贤君和智者的做法，然后列举多个历史例证（齐、卫、吴楚、晋、隋、汉）说明道德风俗决定兴亡，而非一时强弱。
观察事物要看根本，不能只看表面的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