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26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，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，以定两税之额，则是租调与庸，两税既兼之矣。今两税如故，奈何复欲取庸？圣人之立法，必虑后世，岂可于两税之外，别出科名哉！万一不幸，后世有多欲之君，辅之以聚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差役仍旧，使天下怨讟，推所从来，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
苏轼指出两税已包含庸钱，再另立庸钱是重复征税，并警告后世君主若贪得无厌，必会引发民怨，推究根源，责任者难逃其咎。
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法时，拿大历十四年所有征收的数字，来确定两税的税额，那么租、调和庸，两税都已经包含了。现在两税依旧存在，为什么又想要再征收庸钱？圣人立法，一定会为后世考虑，怎么可以在两税之外，另外再开征一个税目呢！万一不幸，后世有贪欲很多君主，加上善于搜刮的大臣辅佐，庸钱不废除，差役又照旧，使得天下怨恨沸腾，追究它的由来，那么一定有承担这个罪责的人。
先回顾历史（杨炎两税已包庸），指出当下再取庸是重复；然后从圣人立法角度论证不可；接着用“万一不幸”的假设，描绘未来可能出现的恶果（多欲之君、聚敛之臣、庸钱差役并存、天下怨讟），最后指出责任必然有人承担。结构为史实—立论—假设警示。
制定政策要有历史视野，避免重复征收；更要预想人性贪婪的后果，为未来留有纠错空间，否则后患无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