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39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士之进言者，为不少矣，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、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？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与贫。道德诚深，风俗诚厚，虽贫且弱，不害于长而存。道德诚浅，风俗诚薄，虽强且富，不救于短而亡。人主知此，则知所轻重矣。
国家存亡在于道德深浅和风俗厚薄，不在于强弱贫富。
向陛下进言的人很多，但有没有人用国家存亡、国运长短的道理来禀告陛下呢？国家存亡的关键在于道德的深浅，不在于强弱；国运长短的关键在于风俗的厚薄，不在于贫富。道德果真深厚，风俗果真淳厚，即使贫穷弱小，也不妨碍国运长久和生存。道德果真浅薄，风俗果真淡薄，即使强大富裕，也不能挽救国运短促和灭亡。君主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就知道了轻重取舍。
先提出问题（是否有人以存亡长短之道告陛下），然后指出国家存亡在于道德而非强弱、历数长短在于风俗而非贫富，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论证，最后归结为人主知轻重。
个人或组织的发展，内在修养和风气比外在实力更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