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25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然逃军常半天下，不知雇人为役，与厢军何异？若有逃者，何以罪之？其势必轻于逃军，则其逃必甚于今日，为其官长，不亦难乎？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，然而所雇逃亡，乡户犹任其责。今遂欲于两税之外，别立一科，谓之庸钱，以备官雇。则雇人之责，官所自任矣。
苏轼认为雇役与厢军服役类似，都会面临逃跑问题，而且过去乡户还要为所雇人逃跑负责，现在官家自己承担雇佣责任，后果更严重。
然而逃兵常常遍布半个天下，不知道雇人代役与厢军服役有什么不同？如果有逃跑的，怎么治他的罪？其处罚势必比逃军轻，那么逃跑的情况必定比现在更严重，当他们的官长，难道不困难吗？近来虽然让乡户可以雇人代役，但是所雇的人逃跑，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。现在却想要在两税之外，另立一个科目，叫做“庸钱”，用来准备官府雇佣的费用。那么雇人的责任，官府就自己承担了。
先以反问（与厢军何异）建立类比，再推演逻辑（罪轻则逃更甚，官长难为）；接着对比现状（近来雇人逃亡乡户仍担责）与提议（别立庸钱官自任责），指出官府的包袱更重。整体为层层深入的逻辑论证。
改革不能只换一个形式而不解决根本问题，否则原有缺陷会以新的方式爆发，反而让管理者更被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