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43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古之圣人，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，勇悍之夫可以集事，忠厚近于迂阔，老成初若迟钝。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，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。曹参，贤相也，曰慎无扰狱市。黄霸，循吏也，曰治道去泰甚。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，安笑曰，秦用法吏，二世而亡。刘晏为度支，专用果锐少年，务在急速集事，好利之党，相师成风。
古代圣人深知严刑峻法与勇悍之人虽可短期见效，但所得小而所失大，故宁取宽厚老成。
古代圣人并非不知道严苛的法律可以整齐民众，勇猛武夫可以办成事情，忠厚近似迂阔，老成起初像迟钝。但终究不肯用那些来换这些，因为他们知道得到的小而失去的大。曹参是贤相，说“慎勿干扰狱市”。黄霸是循吏，说“治理之道要去除太甚”。有人讥讽谢安清谈误事，谢安笑说秦朝用法吏，二世而亡。刘晏掌管度支，专用果断敏锐的年轻人，追求快速成事，好利之徒相互效仿成风。
先提出圣人不取严法勇夫的对比观点，再以曹参、黄霸、谢安、刘晏四个历史人物为例，正反结合展开论证。
管理或决策时，勿因短期效率而牺牲长期根基，应重视宽厚老成的制度与文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