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苏轼·《上皇帝书》｜第 49 段，共 63 段
苏轼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、书法家和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的诗词豪放洒脱，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壮阔，也有“明月几时有”的深情。在书法上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尽管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，但他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这篇《上皇帝书》写于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苏轼以奏议体上书，直陈新法之弊，言辞恳切，意在劝谏君王体恤民情、慎行改革。文章既是政论，也流露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使贾生尝历艰难，亦必自悔其说，施之晚岁，其术必精，不幸丧亡，非意所及。不然，文帝岂弃材之主？绛、灌岂蔽贤之士？至于晁错，尤号刻薄，文帝之世，止于太子家令，而景帝既立，以为御史大夫，申屠嘉贤相，发愤而死，纷更政令，天下骚然。及至七国发难，而错之术亦穷矣。文、景优劣，于斯可见。
如果贾谊经历磨难，晚年策略必然成熟，可惜早逝；而晁错急进导致天下骚乱，文帝优于景帝。
假如贾谊经历过艰难困苦，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说法，等到晚年实施，他的策略必定精当，不幸早逝，不是他所能预料的。不然的话，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吗？绛侯、灌婴难道是埋没贤士的大臣吗？至于晁错，尤其号称刻薄，在文帝时期，只做到太子家令，而景帝即位后，用为御史大夫，申屠嘉是贤相，气得发病而死，纷繁更改政令，天下骚动不安。等到七国发难，晁错的策略也穷尽了。文帝和景帝的优劣，在这里可以看出来。
先假设性推理（使贾生尝历艰难...），然后排除文帝和绛灌的嫌疑，再举晁错案例形成对比，最后总结文景优劣。
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磨练，急功近利容易导致失败；用人要考察其成熟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