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段节选自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第十三卷奏议，王安石·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｜第 50 段，共 71 段
他是北宋时期一位锐意革新的政治家，也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主持的熙宁变法，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富国强兵，虽然最终未能完全成功，但那份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的勇气，深刻地影响了后世。他的诗文也独树一帜，简洁有力，充满了对现实的关切与思考。
这是北宋中期王安石写给宋仁宗的一封长信，写于他尚未大力推行变法之前。文章以奏议体裁，系统陈述了对当时社会积弊的忧虑，并提出了改革吏治、培养人才等核心主张，堪称他后来变法的思想纲领。
故孔子之圣，而尝为季氏吏，盖虽为吏，而亦不害其为公卿。及后世有流品之别，则凡在流外者，其所成立，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，而无高人之意矣。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，自虽士大夫之才，势足以进取，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，晚节末路，往往怵而为奸，况又其素所成立，无高人之意，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，限其进取者乎？其临人亲职，放僻邪侈，固其理也。至于边疆、宿卫之选，则臣固已言其失矣。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。
王安石以孔子曾为小吏为例，说明古代无流品之别，后世流品制度使人自弃于廉耻之外，导致其为奸邪。
所以像孔子这样圣明的人，也曾担任过季氏的家臣，正是因为即使做小吏，也不妨碍他后来成为公卿。到了后世有了流品的区别，那么凡是处于流外的人，他们平时的立身行事，本来就把自己置于廉耻之外，没有超出常人的志向。以近世风俗的浮靡，即使是士大夫之才，形势上足以进取，并且朝廷常常以礼义来奖勉他们的人，到晚年末路，往往还因利诱而做奸邪之事，何况那些平常所立身行事就没有超出常人的志向，而朝廷又已经把他们挤到廉耻之外、限制他们进取的人呢？他们面对百姓、身居职位时，放纵邪僻、为非作歹，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。至于边疆、宿卫的选拔，我已经说过它们的失误了。所有这些，都是取士之道不正确的表现。
先举孔子为吏的例子说明古代不因出身限制人才，然后对比后世流品制度使人自弃，再层层推理：士大夫尚且可能晚节不保，更何况被长期排斥的流外之人，最后总结这些现象都是取之非道的结果。
如果用歧视的眼光给某些人群贴标签，往往反而会促使他们做出符合标签的行为。